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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林献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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〖卷一〗来自中国的见证
从始至终，耶和华都帮助我
——广州市大马站家庭教会林献羔弟兄的见证
陈振衣原著（改用第一人称）
第一章 从小到大
在我的一生中，无时不印证着下列两节经文:
“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！远方的众民哪，留心而听！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祂就提我的名。”（赛49:1）
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”（诗46:1）
一、自出母腹，祂就提名召我
当我还在母腹时，父亲就把我献给了神，并替我起名献羔——献给羔羊基督之意。1938年，父亲在新加坡又为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字：撒母耳。而广东话的“林”字，英文的拼音是Lum，我把它稍为一改，变成了Lamb（羔羊之意），合起来便成了我的英文全名——Samuel Lamb.
我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大岭东升里。1924年10月4日，我在澳门白马巷出生。1923－1928年，我父亲林保罗（原名林权章）是澳门白马巷浸信会的牧师，外祖父张允文亦是浸信会牧师，加上祖父母、母亲（张眷西）、叔父及三个妹妹爱灵、爱恩、爱真，堂妹爱洁，堂弟耀基等，整个大家庭的成员都是基督徒。为了方便每晚参加聚会，我们的家甚至曾随着家庭聚会点的迁移而搬迁；这样的环境，使我从小就爱上了聚会，而这样的家庭背景，更成为我日后侍奉神的根基。
我父亲影响最大：20世纪初，我父亲林保罗在美国底特律Detroit Michigan 城读完中学，他被神呼召入神学院。但我祖父林德鑑对他说 ：“如果你读大学，我继续供给你 ；但你要读神学，我就不理你了。”他叫我父亲考虑3个星期。我父亲祷告了3个星期后，就对他说 :“我还是要读神学”。于是我父亲在我祖父的餐馆内当服务员半年，积存1000美元，存放银行，准备往读神学。
有一个晚上，我父亲听到神的声音，说 ：“保罗、保罗，你的1000美元有什么用？”我父亲说 ：“我不是做坏事，而是预备读神学。”次日起来，他问其他服务员昨晚有没有叫他。他们都说没有。第2个晚上，我父亲又听见神的声音，问他那1000美元有什么用。一连3个晚上都是这样。于是他到银行提取那1000美元，寄给他预备进入的神学院——纽约宣道会神学院Niagra Seminary，New York . 之后，再没有听见声音了。
不久，该神学院复他一信，说 ：“我们神学院年底正缺了1000美元，今收到了你寄来的1000美元，正合所需。”后来我父亲再积蓄1000美元，前往该神学院去读神学了。
他还有很多美好的见证，影响我的一生，使我乐于接受神的呼召，在广州毕生侍奉神。
二、撒但寻索我的命，我的神却保守我
童年往事大都已经遗忘，但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：
第一件发生在澳门：一位热心爱主的陆镜辉医生找房子时，寻得一栋三层大楼，月租只需50元，但有人告诉他那是鬼屋，人在三楼睡觉，晚上会被搬到楼下去。陆医生认为他是基督徒，不用怕，所以当晚他就在三楼睡觉，结果却没有鬼来搅扰他，于是他全家就搬进去住了。别人知道后都说:“耶稣真奇妙！”
第二件是：我五岁（1929年）在广州时，患了严重的白喉症，父亲把我送到东山两广浸信会医院（现在的“广州市赤岗海军医院”），经美国眼耳喉鼻专科夏查理医生诊断后，把我安置在殓房隔壁。在最危急时，夏医生建议到柔济医院（市二）借一部割喉机，把我的喉咙割开，再插入一根管子藉以呼吸，但即使这样做，也只有1/10好转的机会。我父亲眼看我不能活了，便立刻抱我回家，请了许多信徒来整夜祈祷，想不到，天亮我便痊愈了。次日，夏医生替我检查后，也直说:“神迹！神迹！”还有更奇妙的，是陆镜辉医生在我出院时，及时赶来，交给父亲白银60元，说是给他结账用的。而当时父亲正为着出院费用仰望神，所缺的款项亦刚好是白银60元，但事前他并没有透露过任何消息；我们知道，这全是出于神！
在患白喉症这事上，神给了我两个宝贵的看见 ：第一，撒但在我年少时就要夺我的命，让我即使不死也坏了咽喉，将来不能讲道；第二，我本来死了，但神把我救活，我的余生就该为主而活，为主受苦，为主而死。
不久，我们搬进惠爱中路（现在的中山五路）大马站35号。这幢楼房有两层，分前、后座，是祖父从美国底特律Detroit回来后买的，前座分给父亲，后座分给叔父。它座落在广州中心，旺中带静，实在是神在几十年前便为我们预备的聚会地点。
三、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”
我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，一直都爱主，但也爱世界。
1936年夏，父亲、叔父和我到香港长洲避暑，在浸信会张云如老牧师的主礼下，我在海边受浸归主。
1937年夏，我小学毕业。当我在长洲避暑时，爆发了“七七卢沟桥”事变，父亲连忙带着全家到长洲避难，他自己则转往广西梧州工作，以后再转到南洋巡回布道。我则进入皇家书院读书，后转到香港皇仁书院。
这时，父亲从新加坡来信叫我读神学，我推搪说 ：“等读完书再说吧！”不久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亦不断遭到炮轰，我躲在石塘咀亲戚家中四楼祷告、读经，爱世界的心才开始转变。
一天，石塘咀被炮弹击中，发生大火，我只好到坚道浸信会刘粤声牧师那里避难。平时，我都是沿着山路的捷径走，但那天却改走皇后大道；当我抱着头横过马路时，看到一响炮刚好击中我平常走的山路。若我当天仍走山路的话，恐怕便遭活埋了。感谢神，是祂引导我走皇后大道的。
香港、新加坡相继沦陷，我们与父亲断了联系，生活日渐困苦，最后决定往肇庆外婆家避难。乘船时，海面波涛汹涌，海盗洗劫了前面三艘船，我们的船走在最后，竟逃过劫难，我又再次经历神的保守。一天晚上，我的钱包被偷。与我同行的弟兄说：“我们要搜查，你睡吧！”不久，我的钱包放回我身边了！
四、“众人中祂拣选了我，将我分别出来”
由于外祖父有很多属灵书籍，在肇庆时我闲着无事，便拿着看，想不到越看心里越火热，我于是不再爱世界了。日本炸肇庆，我们到了莲塘。
不久，梧州林达荣牧师来信，叫我去晒父亲所留下的衣物，我便到了建道圣经学院，见到刘福群院长和赵柳塘副院长。赵牧师劝我读神学，我经过祷告，得着圣灵的感动，于是便回肇庆，将我的决定告诉母亲。时正收到我叔父从美国寄给我1000元，于1942年9月我正式入学，先读预科，一学期过去，由学院供读，一年后才升读本科。后来，母亲和妹妹也同到梧州生活。母亲以典卖旧衣服为生，生活十分艰苦，但神却供给我们一切所需，我的学费和以后几次逃难的费用，都是神感动别人供给我们的。
可惜，一年本科的暑假期间，梧州便宣告大疏散。我们没有钱，母亲卖旧衣服。一天，杨濬哲院长给我800元，我们离开梧州到江口。到了江口，又要逃跑。这时杨牧师也到了江口，他又给我200元。1944年秋天，我们辗转到了鹏化。原来鹏化是个贼窝。逃到这里的广东人多半是基督徒，其中有几位建道的同学。我们住在小礼拜堂，晚上常聚在一起唱诗、祷告、交通。白天，母亲卖衣服，我替人理发，对贼讲福音，说不要偷东西。又常到墟市布道。有一次，我们到一条村庄布道，被误以为是汉奸，拉到乡公所，囚在房内，后来所长见我们穿长衣，着草鞋，便说:“拉他们作什么呢？他们是‘讲耶稣’的，快放他们回去吧!”当下我们满心欢喜，算是配为主名受苦。
当年年底，为怕土匪抢劫，我们便又挑起行李回梧州，出山途中差点又被洗劫；当日船费降价，抵梧州后才知道我们起航的第二天，往来梧州的船只都被炸得厉害，感谢神！不迟不早，我们的脚步，神早已定了！
回到建道，闻说李启荣牧师在广州办孤儿院和学校，又主领万善礼拜堂，我便请刘院长写信介绍我去作助理传道。当时广州十分危险，常被美机轰炸，但我去是为了传福音，并非玩乐，所以不怕。1945年2、3月间，我便回到大马站，与祖父、二婶、堂弟妹相聚。
我的祖父信主很糊涂。那时我到兴华浸信会讲道，他听了重生之道才悔改相信。有一天，他的脚肿痛，以前诊治他的医生要几个月才回来。我叫他祷告，不久，他的脚的肿痛消退了。于是他大发热心，以后多读经、祷告、聚会，直到离世。
当年8月14日，日本宣布投降。9月，我成为光复北第六甫水脚万善堂支堂的助理传道。1946年初，转到丰宁路（人民路）锡安堂传道，开设青年聚会，组织诗班。1949年再转到兴华浸信会做传道。
1947年，我父亲从新加坡回到广州，见我读神学又做传道，心里欢喜到不得了。不久，刘福群院长来广州，表示愿送我去纽约宣道会神学院读书，毕业后回建道授课。但我不想去，因为我感到时候已经无多，主快再来，应争取机会多作主工。后来，叔父替我订了“慕迪函授”课程，让我进修。
我的学业可说一波数折，生平只得过一张小学文凭。1937年，我在香港皇仁书院读英文。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，我没有文凭。1942年，我到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修读，1944年因沦陷而没有毕业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我回广州后读美国慕迪函授课程，直到1949年广州解放，而无法完成。除了一张小学文凭，我没有文凭，而小学文凭又早已丢失了。
五、回大马站，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
1950年4月23日，我在广州家里开始聚会，后搬到解放北路。10月间，由于解放北的聚会地点受到一些因素影响，而大马站楼下的住户刚好要搬迁，我们便决定搬回大马站聚会。我们不主张用公会名称，我们也不是“基督徒聚会处（所）”，于是便采用“大马站福音会堂”为名，直到现在。
楼下住户搬走原来是因为闹鬼，不过，我们一到那里聚会，鬼便不敢来了。但地方仍不够用，叔父对我说:“你祷告吧，求神叫后座（祖父分给叔父的地方）住客搬走，我便把地方奉献出来。”结果，后座住户也全部搬走，我们便把楼下和二楼前、后座打通，除二楼后座作住房外，其余都作聚会用（有时住房也需用上）。
1950年底，我最后一次到香港长洲讲道。回广州不久就收到长洲神召会神学院请我作教员的信件，每月给250元，但我已经清楚神呼召我是要在广州传福音，于是便用神给我的一节经文回覆他们:“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。”（来11:25）
之后，他们又一次来信邀我，每月要给300元。我明知道留在广州，早晚是要坐牢的，但我还是留在广州传道，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！
1951年7月4日，我经过慎重的祷告，并得到十个证据的印证后，我与李穗玲姊妹（原名李圣贤）在广大堂举行婚礼。次年生了一个男孩，只活了33个小时。1953年3月6日大女儿哈拿出生，1954年12月26日小儿子出生，取名以诺。
六、为守真道，成为广州危险人物
1953年初，因送堂弟林耀基回校，顺道往访王明道先生。我很喜欢读他的著作，更佩服他抗战时期持守真道，宁死不屈的精神，所以早就写信自我介绍，并透过书信不断与他交通。
我们见面后，他对我说:“我是北京的危险人物，你是广州的危险人物。你来这里，真是危上加危!”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欢聚，并拍了合照（这合照后来成为我是王明道爪牙的证据），他买月台票送我进火车站，并对我说:“近年来，我很少送人到车站，因为很多人都变节了！”火车走远了，我还看见他的白色手帕在挥个不停……。
七、肃反运动时，第一次被捕入狱
局势瞬息万变，1955年上半年展开的“反胡风运动”演变成“肃反运动”。8月8日，传来王明道被捕的消息，大家都各自心里有数，早已把一些衣服、毛巾、牙刷等日用品包成小包，随时准备就义。
9月14日晚，聚会完毕，约10时左右，突然来了10多人，喝令我们坐下，不许说话，又把我和王国显、张耀生带到不同的房间问话。最后，除了傅荣光和黄焕珏外，同工都把预备好的衣物取出，被扣上手镣逮捕了。
我被带往黄华路第一看守所，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通宵审讯。广州《南方日报》更以醒目标题刊登“广州的基督教内破获了一个以林献羔、王国显、张耀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”。三自会亦于9月27日开了一个控诉“大马站反革命集团”大会，上台控诉的都不是我们福音会堂的肢体。当我们的老姊妹李师太被叫上台控诉我时，她很镇定地说:“以前我不认识真理，也不知得救的事，他教导我认识这些，他很好……。”当然她是被撵下来了。那些人找不出我反革命的证据，便放录音带来诬告我。那录音带是预审员修改我的材料后，叫我读给上级听的。当时我已提出这些不是事实，但他们说那不是审讯，读过就算的。想不到竟被录下作“证据”。
12月18日，我被调到仓边路第二看守所，肢体们在院子里再次相见，但因为不许交谈，我便对着王国显和张耀生指指天，他们都会意地点点头。
5月22日，我们又被解回黄华路第一看守所。10月间，预审员把一期《天风》给我看，内有王明道的检讨书，我看后很难过。不过，我把握机会将《天风》里引用的经文抄录，让同囚的梁树栋有机会读些圣经，他后来在大马站受浸。
1956年，我在看守所写了4首诗歌：被神拆毁、务要谦卑、我们需要复兴与认识自己。
1957年1月28日，我们获得释放。询问之下，都没有被定罪，于是我们再回大马站作工，过着自由的传道生活。
八、三自革新运动中，第二次入狱
1957年底，形势又再次急转直下，我被通知参加58年2月底的“基督教大会”，大会为期9天，出席会议的有24个教派的教牧人员和信徒共100人。我参加之后，才知道是基督教主办的，会中以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说服我们参加三自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我也被蒙蔽了，以为参加三自便可以自由去传讲纯正真理，于是就答应回去说服同工，但我们始终没有参加三自。
感谢神，藉着1958年3月12日《南方日报》登载我是广东省基督教9个右派分子之一，排名第三。5月30日晚10时多，我第二次被捕（右派分子原不会被捕，除非犯了该逮捕的罪），我终于清醒过来。
我又一次被解到黄华路第一看守所，经简单审讯后，于9月转解仓边路第二看守所。我已经作了可能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心理准备，所以心情并无异样，还拿出带进去的希腊文字典来看。
九、二十年刑期，神存留我的性命
1958年11月20日，接到了判决书：刑期20年，另剥夺政治权利5年，罪名是“反革命、亲帝、反苏、王明道的爪牙。”3天后我上诉，但没有结果。
1959年1月25日，我被送到韶关犁市第二监狱，再转茶山农场，在重劳动农业组里做挑土工作。我的体力不足，常不能完成任务。我想，我活不过20年了；但为主受苦，死在监里应是神所喜悦的。两个月后，我被调到老弱残组，劳动量减轻了许多。后来又因表现良好，被调作记录员，更做过小组长。9月，竟被分派作一自由工作——替老弱残组成员理发；以前为建道全校师生理发的训练，此时派上用场了。
1963年1月，我为兴华浸信会传道王永昊理发时，知道他有一本小新约圣经，便借来抄，结果被人举报，因而转调到集训队去。集训队是一支各队违法乱纪坏分子集中训练的队伍。我在那里不用劳动，便背圣经。以前我在建道时背了全部保罗书信、许多篇诗篇等，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，至今才明白是为了坐牢时候用的。
1963年6月22日，我被调去山西省太原市西峪煤矿采煤，由于体力较弱，调组几次后，便担任较轻松但十分危险的工作——挂小钩，即是把一辆辆的运煤卡车挂连。这活是需要十分灵活的双手，否则随时会被碰掉指头。这工作我一干便是15年，共挂了270多万车次，感谢神，我的十个指头还在！
1969年底，我站在柱旁数点进车车皮。突然电车头顶翻车皮，其中一个车皮一边压在柱子上，另一面挨贴在我颈项上，就在这时候车头停住了。若是车头再顶进半寸，我就完了，因为我的背后就是煤墙，根本无法逃避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神不把我接回天家，因我不敢梦想能有机会出监再为神作工。
1970年的某一天，我站在煤车前，待电车头开到跟前，我把车挂上，让电车头拉走电车，谁知电车头冲车，司机立刻急刹，把我夹在中间：右边是一列煤车，左边是电车头。感谢神，使我两次均没有损伤流血、没有疼痛、呼吸也自如。目击者说我“行运”，我说:“不！乃是我有神！”
又一次，我站在空车与重车道中间，与一位同犯谈话。这时电车头把空车顶进来，我就往前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原来电车头把空车顶翻了。如果我迟一秒钟离开，就丧命了。但事前，没有一点迹象，否则谁也会离去。感谢神，祂又一次使我行过了死荫的幽谷！
还有一次，我站在空车与重车道之间，和一位同犯谈话。电车头在后面顶空车皮进来，我突然掉在两辆重卡车之间。倘若我是掉在空车车道，不死也会被压断脚。感谢神！我翻个筋斗，翻过那边。那同犯以为我没有了。我说：“不是没有了，而是没有事！”我本不会翻筋斗的，如果叫我再翻一次，我不敢试探神。这完全是神差遣天使把我送过那边！
神一直保守，虽经多次丧命之危，居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。神再三存留我的性命，叫我知道今后活着是要更好地侍奉祂，甚至为祂舍命。
十、批判运动，神保守我不失脚
1974年，“批林批孔”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。指导员叫一个天主教神甫公开批判天主教，叫我写文章批判基督教。我说：“我还是信的”。他说：“批判，对你有好处。”我想，我已坐了16年，最大好处是提前4年释放。我再说：“指导员，我还是信的”。他又说：“批判，对你有好处”。我回到房里祷告，求神给我要说的话，不过心里已准备接受无期徒刑了。神果然垂听我的祷告，使我写下了一篇这样的批判稿:“那怕是英、美等地，都有这样的人——他们利用基督教来达到政治目的，这样的基督教不只世人不欢迎，连我们真信的人也反对。”我的文章没有批判基督教和基督，只批判假基督徒、假先知、社会福音等。结果，领导说我批判得不错，但我的刑期一点没有减。神再一次保守我的信心，保守我不失脚。
之后，接连有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，更印证了神大能的护庇。祂叫我为主多受苦难，并在苦难中学习赞美神，以便我能更好地侍奉祂。
十一、刑期届满，获准返回广州
1978年5月29日，20年刑期满了，我被调到“待迁队”等候分配工作。有一天，我看见4个人抬着一具尸体出来，正是那个接替我“挂小钩”的年轻人，他只挂了两三个月，身手又比我灵活，而他死了，我还活着。除了赞美神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！
等候分配期间，领导一直说我回不了广州。但“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”。6月14日早上，我被叫到领导办公室去，通知我获准返回广州。当时我的心情就像雅各听到约瑟还在时的一样。17日回到家里，我发现我母亲（在中年时患上心脏病和肺病）还蒙神保守存活，让我有理由回广州。当我回到广州11个月之后，母亲才离世归父，享年78岁。
可是，在我出监前7年，父亲已离世归父；出监前两年，我的妻子也离世归父了。
十二、恢复大马站侍奉，要作无愧的工人
回家后，我先在家里教英文，来的多半是信主的。以后我才逐渐去主领家庭聚会，为人施浸，并恢复“灵音丛书”的写作。出监后第一本书是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》，于1979年5月8日出版，之后又陆续写了几本，另外写了一些诗歌并填上词，加上被捕前和在监牢时写的，到1986年，我创作的诗歌共有40多首。
1979年9月，大马站恢复聚会，开始时每次只有4个人（1980年7月6日第一批受浸）。之后，便迅速增长。我们把天台盖起来，作聚会用；到1981年2月，已经是在三楼讲道，二楼以播音器播音了。后来虽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，没有集会自由，而暂停聚会半年，但却藉着这半年的时间，把破旧不堪的楼房重新修建，实在是神巧妙的安排。至此，在这里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，共1364人（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），每主日均有300多人聚会，还有不少外国信徒到我们中间交通。1986年1月3日，美国总统列根也托人送来一枝笔，1987年4月26日送一本圣经，1988年送一张照片给我。海外信徒的支持也成为我们的激励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！
十三、一九八八年的几次谈话
1988年8月至12月，公安局6次找我谈话，要我登记加入三自爱国组织。我说：自“四人帮”被打倒以来，基督徒才能得到真正“信仰自由”的享受。1981年上海基督教开会，说“家庭聚会仍在进行”。广州也曾传：“现在没有地下教会了。家庭聚会是合法的，他们都是爱国的……。”1983年1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登载“家庭聚会是受法律保护的”。
1985年12月，十九号文件的要点：“家庭聚会只要不作非法违法的事，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，就是合法的活动，他们也是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说‘家庭聚会非法，应取缔’，我们不应作。”
至于1982年12月6日勒令我们停止聚会，主要原因是我有5年被剥夺政治权利，没有集会自由权。直到1983年5月29日5年期才完结，我们的聚会一直没有停止过。虽然有些人不愿意我们的聚会存在，曾多次谣传恐吓，但我们仍然坚持真理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有些人到处造谣毁谤，甚至有人为找我的“材料”十分卖力；有人从美国回来说：他们得了我不少的“材料”。感谢神，耶稣早就说：“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！”（太5 ：11）历代圣徒受逼迫，有跌倒的，有牺牲的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是“捏造各样坏话毁谤”，这是不好受的，又最容易叫一些信徒起怀疑，随声攻击。但耶稣说，“你们就有福了。”我们不只受到逼迫，也同样受到毁谤。感谢神，祂要我们忍受这一切。
但是，从1988年8月起，情况有所不同。自8月到年底，曾六次叫我谈话。国内国外都有不同的反应，可是有些报导需要更正。所以下面我把真实情况说说，藉此澄清误传。
1．第一次谈话
1988年8月4日下午5时，我收到越秀区人民政府的信，叫我在5日上午9时半往谈。那天早上，他们把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（粤府[1988]44号）第三十三条，读给我听，还有广州文件。目的叫我们登记，并勒令我们立即停止聚会。
按第九条：“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应在爱国宗教组织（即‘三自会’）的指导下，建立由宗教职业人员和宗教徒代表参加的管理机构，实行民主管理”。如果登记了，就交由“两会”管理，那我们就无形中参加了“三自会”了。而且这3条是限制，与宪法的“信仰自由”不同。他们说：“信仰自由是信与不信的问题，而不是绝对自由；活动场所是要登记。”我说：“信仰自由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那是‘信教自由’。‘信仰自由’是有信全本圣经的自由。作为一个公民，是有相对的自由，但按信仰，就当有绝对的自由，否则宪法也会写明‘信仰相对自由’。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尚且有‘家庭聚会’。”
他们又说：“圣经叫你们服从掌权者”。我说：“是，纳税纳粮，不偷不抢，圣经说的都是‘人的制度’，不是指属灵的事。属灵的事我们只有‘顺从神’，历代有那么多的殉道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他们说：“我们会把44号文件贴在你家附近。你对信徒说：‘不要有抵触’。”
我在12时才回家，行到大马站时，看见我们的4位助手迎面而来，叫我回来吃饭。
2．第二次谈话
1988年9月1日。这一次很客气地了解各种情况。最后他们说：“上次叫你停止聚会，你没有停，这次要停了。”
3．第三次谈话
1988年9月6日下午3时半，有3人来和我谈话，叫我和三自合作等。
4．第四次谈话
1988年9月9日下午3时，有两个人来找我谈话。我说：“几天来一次，我很忙。”便叫翁晓云（同工）先和她们谈。薛姊妹和她们讲福音。后来我再和她们谈。她们说：“你可在三自会里选择一礼拜堂。”我说：“我吃了他们的甜糖就要受他们的指挥。”我不愿意。
不久，香港教会传我失踪。后来一位美国牧师和一位德国牧师来看望我，知道我们一切正常。失踪是误传的。
虽然这样，我们的聚会照常，没有停止。1988年，我们每主日早上有250－270人，星期三晚和星期六晚重讲主日信息，三次人数合共800多人。在这几个月，我们聚会人数还是这样挤拥。还有，1988年最后一次受浸是10月4日，第43批，上午和晚上合共84人。从1980年7月6日第一批4人，到1988年10月4日第43批84人，合共1364人（包括郊区几百人，他们在这里受浸，但不能每个主日都来聚会，因为太远，他们自己有聚会）。
1988年10月16日下午2时半，有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Daniel Southerland，Caneron前来采访。我如实说出四次谈话，并给他们一张《南华早报》复印本。他们在1988年11月19日《华盛顿邮报》第一页如实刊登四次谈话。
5．第五次谈话
1988年12月7日9时。他们问我们开支平衡吗？帮助贫穷的有多少？我说：“圣经说，‘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’。”（太6：3）他们又说：“三自有什么不好？他们是爱国的。”我说：“三自就不是三自。他们有人向外国信徒要钱。他们住的房子，是外国遗留下来的房产，而且有人争套间；但我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聚会用。他们很多人把儿女送到外国去；我的儿女（包括孙子孙女）都在广州。我1950年到香港，后来他们来信叫我去香港长洲神召圣经学院作工。我明知回来早晚是要被捕的，我都回来。怎能说我不爱国呢？”他们又说：“耶稣的父母也报名上册，你们也当进行登记。”我说：“那是罗马进行户籍登记，连不信的人也要登记。我有身份证、选举证、房产证，但圣经没有家里聚会要登记的事。”
6．第六次谈话
1988年12月28日。他们叫我与三自会的人商谈。又说我们的小册子和录音要经批准。我说：“我们的小册子是非卖品，全世界没有非卖品是非法的，我国宪法也没有。况且我们不是出售，而是‘赠阅’。”
后来我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：（1）1958年3月12日《南方日报》登载我是右派分子。按理右派分子是不被逮捕的，但5月30日就把我逮捕。判决书没有提那次登报后我犯什么法。逮捕已是不对，况且判刑太长。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的姚文元只判18年，我竟判20年，又有5年附加刑。这是过去的偏差，但直到现在还不给我平反。（2）1983年10月11日凌晨，你们来搜查，却没有搜查证，后来，又把收据取回。（3）我的房子第一层，到现在仍不给回我。他们很客气，叫我再把情况写去给他们。
他们也问：“有多少外国人来讲道？”
我说：“是我讲道。我讲完道，有些外国友人给大家问安，讲些勉励话或见证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们没有受任何外国人、外国团体或本国团体支配。不用说现在，就是解放前我们也没有受外国支配。但外国信徒或传教士参加我们的聚会或访问，这是‘交流’，我们说是‘交通’。最多一次有100多美国人。平常最多是美国人，其次有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新加坡、日本人等，再次是法国、西德、挪威、丹麦、爱尔兰、瑞典、瑞士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芬兰、埃塞俄比亚、南非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尼泊尔、越南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南朝鲜等信徒，还有台湾同胞。”
十四、受苦不用怕，务要至死忠心
我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，但距离神对我的要求尚远，我一直求神保守我，叫我不致后退。王明道于1982年到广州时对我说:“今日许多人不是被魔鬼打倒，而是被吓倒。”确是不错的。我告诫弟兄姊妹不要因苦难而灰心，不要在受苦后失败，也不要因物质享受而爱世界;盼望外国信徒也不要因物质丰富而落到不冷也不热的境地，而是要随时准备受苦。然而,“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”（启2:10）——那自始至终都帮助我的神，也必帮助保守你们，直到你们安然见主。
十五、又是恩典
我自幼身体不算好。自5岁时染过白喉症后没有住院。我65岁时，再度住院。
1989年4月28日，右肾绞痛，到10时许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，不见好转。由于不能排便，所以在吊葡萄糖的同时，需插上尿管，才放了一小袋尿。回家后，肾绞痛还是很厉害，真是要打床发泄；但不敢，只得两手握着拳头上下摆动地强忍！我真愿回天家，但又不敢求死。我只有学功课；学习在苦难中不发怨言，反倒赞美神！
疼痛一直没有离开。到晚上，我突然呕吐起来。弟兄姊妹多代祷，痛楚消减了，我才一觉睡到天亮，感谢神！
早上醒来，尿管脱落了，不能小便，腹内渐胀。一位杨姊妹建议我到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（市二）求医。这所医院以前是基督教医院，称“柔济医院”。
约在上午10时，我们分坐计程车前往市二。我们坐的车先起程，不久杨姊妹发觉司机把车子驶到江边沿江路，绕道到仁济路中山二院。杨姊妹立即纠正说，不是“仁济”而是“柔济”；不是“中山二”而是“市二”。大概司机取巧绕长路。这时腹胀，实在难忍，苦不堪言！后来，司机再把车子开往市二，可是仁济路一带交通堵塞。唉！绕路加塞车。如果不是神特别怜悯，我“虽不死，亦不远矣”!
我们下了车，杨姊妹急不及待地请医生先给我导尿，再办其他手续。我首次坐上轮椅，由别人推我入诊室。
医生用尿管给我放了一小袋尿，才送入外科103房1床。躺在床上，连续放了两袋尿这才真正轻松下来。但因第二次插上尿管，极之难受，故此，在尿液中夹杂了血丝和脓浆。这次的尿管不好，漏湿了床，只得用尿布当床褥。
当天是礼拜六，已请了一位弟兄代讲道。我嘱咐人对他说，今晚聚会后宣布，免人误以为我“失踪了”。
尿管继续漏，床上的尿布全湿透，换不胜换。半夜，尿管又脱落了，所以不能排放小便，加上两天没有大便，我的腹部再次胀痛难受，只得请陪伴的弟兄通知值班护士来。等15分钟，不见人来；再去请，15分钟又过了，仍不见来；第三次去请，护士小姐来了。她见我这样，说：“我去看看病历。”一去又15分钟。这时我肚胀得厉害，护士小姐终于来叫我到医疗室。半路上，我支持不住，立刻转往洗手间，呕了一大堆后，才去诊室。第三次插尿管。回房后，成功地排了两大盆。赞美主!
回想大卫被示每咒骂与石砍，他认为是出于神的（撒下16:10）。同样，是神使司机绕路、使交通阻塞；又使值班护士再三迟延15分钟（撒下16:12），所以我就充满喜乐。
5月5日下午4时我出院了！入院时，原定至少要住三个星期，但实际上只住了一个星期，从4月29日到5月5日。神的恩典实在丰厚。
柔济（市二）对我特别有意义。我5岁患白喉症入住广州东山两广浸信会医院，直到最后关头，医生向我父亲建议：最好到柔济医院借一部割喉机以防万一。虽然那次没有借，但与“柔济”有关。
1947年间，柔济护士请我到肺病房讲道。那时候肺病十分猖獗，传染性极强，有如现在的肝炎一样。肺病比肝炎还容易传染，因为肺病菌透过空气就可以传播。医生进入病房都戴口罩；但我去讲道，怎能戴上口罩呢？感谢神，直到现在，我的肺功能仍然健壮。这次在柔济医院，回想当年，觉得颇有意思。
5至65岁这60年，我没有住过医院，对医院术语、惯用语，一窍不通。有一天，一位护士进入我们病房，问道:“一床有没有事?”我说:“我的床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有点湿。”
刚好一位有医疗经验的姊妹在场，她立刻解释，“问你有没有事，不是问床。一床就是你。”大家都笑起来!
我在医院时，读了部分蔡苏娟女士所写的《暗室之后》，想到自己所受的苦难虽多，但“痛苦”和蔡女士所受的相差太远了。我从她的经历得到很大的帮助和安慰，也学了不少的功课。
她说过:“一个不信的人，一生享尽荣华富贵，死后在地狱半小时，就抵消一切了；一个基督徒一辈子为主受尽人间的苦难，在天家半小时，就给他补还一切了。” 神是公义的，祂必按人所作的报应人或赏赐人。我们应当尊主为大，凡事顺服，凡事谢恩。
十六、其 它
1982年12月1日下午3时，来了5个人与我谈话，叫我停止聚会。我说：“×××传达会议说，‘要改变观念，现在没有地下教会了，一切家庭聚会都是合法的，都是爱主的……。’”另外，9月9日人民日报登载丁光训的发言，说：“不只在教堂里有自由。”他们又提出我违法印宗教小册子。我说：“第一是非卖品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以非卖品为不合法。第二，我们的小册子是没有版权，而且纯属圣经真理。”最后，因我有5年附加刑probation，而说我没有集会的自由，所以勒令我停止聚会。我从1978年5月29日被释放，有5年附加刑，也就是要到1983年5月29日才有真正的自由。屈指一算，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。当时，我们还有几次聚会，直到12月6日才暂停。虽然停了大聚会，但每日从早到晚约有30多人来坐谈与交通。这样，我比过去更忙。后来我们每晚有小型聚会。
1983年初，隔邻37号建大楼，要拆平，打桩。如果我们不停止聚会，也是危险的，因为我们楼房右墙有裂缝，很可能会因打桩而倒下。感谢神，我们的楼房没有因打桩而倾倒，只是加大了裂缝，并下沉了约2公分，因此他们补偿我们3000元。这样，我们就有钱加固，并将三楼地面铺了水泥，在屋内用水泥梁支架架起，成了今天的水泥支架地面，全屋的负荷力不在墙上而在支架上。
1983年5月28日，他们叫我谈话，说：“在未通知前不要恢复聚会，连祷告也不许可。”次日，就是我满了5年的那日，我们照常聚会，那天晚上有50多人一同聚会。6月14日，他们把我家的户口簿换了，取消了我“劳改”二字。
1983年7月17日，是我们再度聚会后的第一批受浸，但从1980年的第一批算起就是第17批。这次受浸是在一位弟兄家里的大水池进行，共有17人。
1983年10月10日我们开始修建房屋。除了隔邻补偿3000元钱外，其余的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。在开始修建的时候，还不够钱，我们同心祷告，但还没有修完，奉献钱已足够了。神总没有误事。在停止聚会期间，隔邻打桩，又给了我们补偿。他们打完桩后，危险期已过了，我们从地下支起水泥架，聚会就不受影响了。
1983年10月11日凌晨1时（半夜），突然来了10多个搜查员。本来是搞“呼喊派”的，但他们竟然来我处抄家。我问有没有搜查证？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搜查，而是查户口。不过，我发现有问题，叫你自己拿出来。”奇怪，查户口，不向我要户口簿，又不与居民委员同来；一进入屋内就到厨房翻废纸。开始问我柜里的是什么东西，我说是书籍。他们就自己拿，跟着就到处搜查，把所有圣经（包括国内印的）、属灵书籍、油印小册8000多本、声宝575录音机、扩音器、录音带242盒，连笔盒也取去，用6辆三轮汽车运走。他们当时给了我简单的收据。本来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不再有抄家了。这次说是查户口，实在是“变相”的抄家。10天后（10月20日），再叫我去谈话，向我索回收据。他说：“这收据很简单，我再列一张详细的收据给你。”可是，直到现在还没有给我。
1983年11月29日，房子修建完毕。我们在三楼讲道，播放到二楼，两层楼连楼阁可容约300人。
1984年5月3日下午5时，突然跑来了一个人，他直上三楼说：“我是越秀区人民政府。这里谁负责？谁批准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是家庭聚会。你是政府人员，入居民住宅有没有证明？”他转身跑下去，在大门外假装抄我们的门牌号数。这是做戏，谁不知道我们的门牌是大马站35号二、三楼呢？他若不知道又怎能跑上我们的三楼来呢？
在那段时期，我讲道着重讲一些关于要刚强壮胆的信息，特别是约书亚记。自我1956年在监房写过几首诗以后，没有再写诗，直到1984年6月12日，我再写了一首《得胜再得胜！》（《旷野人声》诗选25首）“Victories”!
我回广州6年后的那一天（1984年6月17日），我们有了受浸池。是弟兄们自制的铁框橡皮水池。次日，1984年6月18日，第23批受浸就是在三楼的自制铁框橡皮水池里，共有38人受浸。
从1984年7月14日（星期日）起，一个星期内发生了三件特别的事：
第一，被鬼附的梁惠燕：她在白天鹅宾馆工作。有一天，她拿了78元工资行过沙面桥，听见有声音说：“把钱给我”。她过了桥，就往一棵树走去，把78元和钥匙丢在树头脚，就回家去了。回家后，一直笑个不停，很不正常。后来有一位姊妹去为她祷告，带她来聚会。我们各人也为她祷告，有一老姊妹谭水妹陪她几天，那鬼就离开她了。
第二，陈洁伟（就是上面所提谭水妹姊妹的儿子）和刘玉兰的婚礼：本来婚礼是没有什么特别，但因为是我出监后第一次主持的婚礼，而且刘玉兰又是来学英文而信耶稣的，是我们恢复聚会后第一个信主的，又是第一批受浸的。所以这件事是有点特别。1984年7月16日他们在这里举行结婚感恩聚会。
第三，曾养弟兄的告别会：1984年7月21日。他本是17日去世的。他将离世之前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不要给我吊葡萄糖了。”最后，他呼叫耶稣，然后离世归父了！
这是一周内三件特别的事。
1984年12月27日晚上，王怡德夫妇与他们的亲属李荷娟来参加传福音聚会（布道会）。王怡德的妻子与李荷娟都是被鬼附的。散会后，许多弟兄姊妹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赶鬼。经祷告后，王怡德妻子的鬼出来了，她回复正常，开声祷告、认罪和赞美。但李荷娟的鬼不出来。我问王怡德她叫什么名字？王在纸上写李荷娟，李把纸条撕碎了。我把纸碎扔在地上，不给她再往下撕。我叫她闭上眼睛，她不闭；我叫她开声跟我祷告，她不开声；我叫她低下头来，她也不肯低下头。我叫王怡德认罪。他说：“我有罪了。我曾答应神，我不再吸烟。但后来有工友给我烟，我又吸起来。我被魔鬼控告，说‘你又吸烟，你欺哄了你的弟兄姊妹，但欺哄不了神与我魔鬼。’”这时，他向神认罪。当他认罪后，我们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赶鬼，那鬼立即就出来了。她也跟我们开声祷告，又唱诗，唱个不停，一直唱到离开我们。最后我问她：“为什么刚才你不开口？”她说：“我的喉咙被鬼掐住，开不了口。”原来王怡德未认罪，鬼不放过她，把她的喉咙封紧。他一认了罪，鬼就离开她，她就能开声赞美神了！
1985年7月16日，我写了《魔鬼王国》一书，这是最近写的一本书，以后都是写讲道题纲和灵音小册。
1985年7月28日，广州东方宾馆美领事也来参加我们的擘饼聚会。
8月21日我们二楼头房顶搭了楼阁，聚会时可多容20－30人。
1985年11月17日下午5时，一楼堆了一大堆棉胎（因一楼还没有归还给我们），看管的人不小心，突然着了火，烧了一个面盆那么大的洞。本来棉花一直烧下去，是不易扑灭的。感谢神，他们很快就扑灭了。这又一次蒙神保守脱火险！
1986年1月3日，当我们正聚会时，来了20多位美国友人，其中有传教士牧师等。有一位名叫Sundseth新薛夫人，她在白宫与里根总统一同工作4年半，她把里根总统送给我的一支笔带给我，笔杆印着里根的签名和总统印章。她说：“总统叫你用这笔的时候要为他祷告。”
1986年6月28日，我领取了身份证。
1986年8月1日，庄小华、叶少娴离开工作岗位，参加这里的侍奉。除了同工之外，她们是几位全职侍奉者的最先两位。9月1日，郭淑芬是参加全职侍奉的第3位。
8月7日，我站在桌上拿东西，下来的时候不小心，右脚踹在櫈后面柜门的玻璃上，流了约两碗血，但没不感到怎么痛楚，后来到医院缝了7针。虽然这样，我仍然坐在高櫈上讲道，直到月底才恢复站着讲道。
1986年10月2日，我们到郊区探访信徒。那天我在河边给10位信徒施浸，这是第35批受浸。这次受浸，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：陈意，她是一位62岁高龄的信徒。她瘫痪了有两年之久，医生诊治无效，巫师显术更无用。后来她信了耶稣，许多人为她祷告。不久，她在门前空地可以步行。有一天 ，她步行到田间 ，她的亲属们惊呼：“你为什么会行出来”？她说：“耶稣医好我了”。10月2日那天，她从村子步行了1个小时，来到河边受浸。本来一般人只行20分钟就到，但她是个62岁的老人，又是个瘫痪得医治的病人，所以她慢步行了1个小时。那天有5位新加坡信徒同去。她们拍照，说：“我们回去给新加坡信徒看”。
1987年4月5日，李翠霞正式成为我们的同工，全职侍奉。在几位同工当中，她是最年轻的一位。她特别负责青年聚会工作，曾多次组织青年户外团契活动，有时70－80人，有时100多人。
1987年4月26日，有15位美国信徒来聚会，并带来里根总统送给我的一本金边皮面圣经（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）。
1987年8月7日，宋能尔Dr. Nora Lam带100多美国友人（包括布什总统亲信Cox, Photojournalist William Bray）来聚会。
1988年2月28日，亚洲福音联谊会代表团来聚会。29日，葛培理高级顾问叶华士Irvin S. Yeaworth与筹划主任嘉普传Blair T. Carlson到访。3月4日，英国Scripture Gift Mission Ronald A. Young来访。
1988年4月27日，葛培理博士Billy Graham和他的妻子路得Ruth并他们的儿子等15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他们夫妇讲了话，又给我们问安。我预先没有宣布，恐怕没有座位，只是作个别通知。这天正是星期三，我们晚上聚会7时开始，但5时左右就有人来了，他们带备饼干和饮料作晚餐。那天晚上二、三楼和楼阁都挤满了，窗台上也坐了人，楼梯都挤满，街上有几十人无法进入。他送给我一本金边串珠圣经，上面印上了名字和腓立比书1：6全文，还有圆珠笔1支，并带来里根总统送给我的照片。到此为止，里根总统送给我3件礼物：1986年1支笔，1987年1本圣经，1988年1张照片。
次日，葛培理约我到白天鹅宾馆交通，约有40分钟之久。
1988年6月5日，那日是主日，太空人欧文Jim Irwin等25人来聚会。我也没有宣布，恐怕没有地方。我们的主日聚会本来8时多开始唱诗，但那天早上5时30分已有人坐在对面门口等我们6时半开门。3楼很快就坐满了人，所以我们提早1个小时唱诗。为了配合他所要讲的，我的讲题是“月亮”，之后他讲登月球的情况。还送给我一张“月球的照片”。那天聚会上下挤满约300人，还有100人在门外街上不能进来，有些人回家去了。约有50人一直留在外面，待擘饼时有未信的人退去后，他们才能进来擘饼。欧文等人也和我们一同擘饼。下午，他们回香港去，晚上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到14日我才收到。
7月13日，Ken Andesson来访。
10月16日，华盛顿邮报记者Dan Southerland, Caneron来采访。又日本记者来访。新加坡合唱团在这里演唱。
11月22日，台湾青年归主合唱团、美国合唱团演唱。
12月11日，比利时记者Drs. Monica H. L. Moritz来采访。
还有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的James F. Engel, Ph. D.和Dr. James H. Kraakevik，浸信会神学院Denver Consesvatie Baptist Seminary的Demmis E. Williams, Ed. D.等同访。
1988年12月30日晚上，有60多位美国友人来参加我们的特别聚会，宋能尔牧师把布什总统的问安带给我们。
1989年1月2日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《桥》编辑邓肇明Deng Zhaoming （Editor Bridge）来采访。
1989年1月6日，美国著名钢琴家迪诺· 卡特桑那奇斯DINO晚上在广州友谊剧场演奏。演奏会完毕，他和一些人同来并在这里演奏。最后，他为我们祷告才离去，那时已11时多了。
承蒙洛桑福音事工委员会国际主任王永信牧师邀请我于1989年7月11－20日参加洛桑福音会议，但我没有去。
另外，有一位犹太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他说 ：“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父母把他赶走。”
1989年2月15日，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关显基Daniel Kwan Hin Ki （South China Morning Post）来采访。
这些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他们看见我们还有聚会，又有自由讲纯正真理，不论是创世记、但以理书或启示录，我都可以讲，而且经常讲。
1989年8月8日，第45批受浸，共169人，是最多的一批。
末了，我再谈谈“真”与“假”的问题。
“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”（太7：15）
有人说：“你们不要说别人是假先知。我们应当合一，应当彼此相爱，不要互相攻击。”
我们不是说别人都是假先知，我们只说旧约里有假先知，新约亦有假先知假师傅。如果说现在没有假的，那圣经就是假的。耶稣明说有，而且叫我们“要防备假先知”。彼得也是这样说：“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……。”（彼后2：1）从前有，将来也有，末世更多。
我们对假传道人假牧人，不是讲合一，而是要防备。圣经中所说的合一，是生命的合一，在圣灵里的合一。没有生命的人，不是在“合一”里面；没有圣灵（不得救）的人，也不是在“合一”里面。圣经不是叫我们“制造”合一，原来“合一”、“合而为一”，原文都是“为一”，用不着我们“合起来”的。因为这个“一”是神所赐的。圣经只叫我们“保守”神所赐的“一”：“从今以后……‘保守’他们，叫他们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”（约17：11）“‘使’他们都为一……‘使’他们为一……‘使’他们完完全全的为一……。”（21－23节）我们已经有了“一”，问题是不要破坏，而是要“保守”。不过，要“保守”倒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们要“‘竭力’保守圣灵所赐为一的心。”（弗4：3）我们不是制造合一，圣经没有“人为”的合一。各宗派名称的“统一”，不是圣经中的“一”，而是“大混合”。把“假信派”揭穿，不是“攻击”，不是没有爱心。如果我们不把“假信派”揭穿，而任凭他们（豺狼）把主的羊吞吃，那我们对信徒们就真是没有爱心了。
听道的人有真信徒，有假信徒，也有不信的人，这是必然的。我们希望不信的人听道后就肯相信，假信徒听道后就真信。但讲道的人不能真假混合在一起：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”（林后6：14）这节经文不单对信徒婚姻的劝导，更是关乎“同负一轭”的问题。同一个地方传道，不能有真传道人和假传道人混合在一起，如果这样，就是“同负一轭”了。
新约书信（罗马书至犹大书）是教会真理：保罗书信突出“信心”，雅各书信突出“行为”，彼得书信突出“盼望”，约翰书信突出“爱心”。书信末了一卷是犹大书，犹大书信突出“防备假先知”，劝我们“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”（犹3）如果我们不谨防假信派，他们就会把我们的信心、行为、盼望和爱心都毁灭了。所以我们既有了信心，又有行为，我们的盼望就稳固，我们的爱心才会彰显。那我们还要谨防撒但利用假先知所讲“似是而非”的“道理”来迷惑我们，免得我们失去大盼望。如果我们站稳了，就能打美好的仗，打过美好的仗，再向启示录迈进，儆醒等候主再来。
我父亲和我本是浸信会的信徒；我们也同在宣道会里读神学。但我们这里不属任何宗派，也不混合在“大联合”里。我们的目的是：圣经怎样说，我们就怎样做，也要“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。”（提后2：15）“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；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”（提后4：2）
我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，但还很不够，距离神对我的要求尚远。我一直求神保守我，不至于后退。我希望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不要因苦难而灰心，不要在受苦后失败，也不要因贪图物质享受而爱世界。我也盼望国外信徒不要因物质丰富而落到“不冷也不热”的景况里；盼望他们也要准备受苦。最后，我愿用两节经文与各位末世信徒共勉：
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”（提后4 ：7）
“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”（启2 ：10）
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
第二章 抄 家
号 外
广州大马站家庭教会林献羔被指进行非法宗教活动，于1990年2月22日晚遭抄家拘禁，21小时后才获释放。
2月22日晚大马站福音聚会散会后，到11时半，数十名公安人员上楼，出示搜查令，将聚会用的麦克风、录音机、录音带、诗歌及所有书本等用品全部没收，并带走该教会传道人林献羔。临走前在门口贴出告示，谓该处是非法宗教活动，屡劝不听，实行取缔。
得悉林献羔被拘留消息后，再接获另一消息，于2月22日林献羔被逮捕当晚，分别于广州及广州市郊两聚会点亦遭搜查，属灵书籍被扣，与市郊聚会点相关的其他聚会点也停止了聚会。就此事件，我们作出了以下一些分析：
一、逮捕因由探究
广东政府究竟以什么理由拘查林献羔及取缔大马站聚会？依文汇报报道，是据1988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所颁布的《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》（简称《三十三条》），取缔林献羔非法传教点。《三十三条》规定:“经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凡未履行登记手续的，须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门补办登记手读……未经批准而擅自……组织宗教活动的，由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。不服从者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强判处理。”
《三十三条》属地方文件，反观中央颁发的宗教文件——《十九号文件》（1982年3月）则谓:“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，原则上不应允许，但也不应硬性制止。”《十九号文件》自1982年发出后，至今仍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主导文件。至于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亦明列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”
依此看来，广东地方与中央的宗教政策有明显的出入。如今取缔林献羔的家庭聚会就是根据地方的宗教文件，令人置疑的是地方为何有这样大的权力？地方政府的《规定》究竟有否经中央的程序立法？当中央与地方看法不同的时候，究竟甚么是最终的依据？现正草拟的《宗教法》究竟将会带来更大自由抑或是限制?
二、非法的定义
林献羔被指为非法传教，大马站被定为非法传教点。这里涉及一个问题，究竟何谓“非法”。依《十九号文件》的意思：家庭教会只要不作违法的事，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，就是合法的活动。（注：如此看来，取缔家庭教会便是不当的。）
若依《三十三条》非法的意思似乎是指未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务部门登记，故对未办理登记手续的聚会点要强制处理。事实上，若宗教活动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的话，那就不能算作宗教自由。从这角度看来，中央的《十九号文件》要比地方的《三十三条》开明得多。
三、逮捕悬案
对林献羔遭拘留的事件，传媒的报导亦各有出入。据路透社北京26日电谓：广州一宗教事务处官员否认香港报纸的报导谓林献羔已被捕，只承认他会遭警告勿继续宗教活动。据一位于24日亲往探访林献羔的信徒证实，他曾直接从林献羔口中得悉整件事情的始末。大马站确于22日晚遭持有搜查令的公安人员进入抄家，林献羔被拘留查问达21小时才获释。从时间角度来看，路透社发电时，林献羔确已在家中，而不在狱中，但问题是该官员没有透露林曾被拘留。从用语来看，有关当局的观念是未作检控，不算逮捕。问题同样是该则新闻未有详尽报导整件拘留事件。
目前林献羔已获释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教会遭禁。究竟人民的信仰何日才得到合理的保障?弟兄姊妹何日才能得到真正贯彻宪法的宗教自由？更甚的是这事件会否被当局染上政治色彩，看成与国外有关连，因而有藉口进一步限制宗教活动?
注释：见林献羔口述:（中流砥柱……林献羔），《守望中华》第九十二期，1989年9月。
林献羔的拘留纪实
1. 搜查过程
1990年2月22日星期四晚上11时30分，聚会后交通完毕，各人都离开，最后两位外国信徒离开不久，有4人（以前曾与我谈话叫我登记交两会管理者）上三楼，谈了几分钟后，有一人下去通知公安人员，跟着搜查者约60人接踵上来，其余3人也就离开。这时正如兵临城下，领导人把“搜查证”拿出来叫我签字。有人叫我把所有的柜锁开启，没有锁匙开的，他们就用钻钻开。3人拿着手提摄像机到处拍摄。把所有属灵书籍、外来圣经、油印《灵音小册》数千本、油印《灵音诗歌》（1至5册）和油印《擘饼诗选》约3000多本拿走。另外还有10部录音机、全套闭路电视、新旧扩音机、7个微声器、录音带（包括已录和未录的）几千盒、电子琴、发电机、油印机、誊印机、全部扬声器、电话机（后发放回来）、所有现款万多元人民币、几千元港币、约千元兑换券（但把属于我的那部份金钱交回）、列根总统送的笔、圣经、照片、葛培理送的笔和圣经等都全部被拿走。这实在是“抄家”。
2. 拘留所里作供
1990年2月23日星期五，搜查一直进行到23日早上4时，然后拿出“拘传证”叫我签字。签字后叫我把手巾、牙刷、衣物带去。他们用车载我去黄华路接待室，查问了21个小时，中途只歇息了15分钟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头靠墙，有点冰凉，睡不着，但不感到头痛。连同搜查和查问的时间有25个小时多，我没有睡觉。
3. 早料有今天
他们查询我们没有登记，违反了广东省《四十四号文件》（广东三十三条），所以取缔大马站聚会点。
当他们查问的时候我说:“我们没有参加游行，我也叫信徒不要游行，你们对我们应当放心。”他们说:“我们对你们不放心。我们现在不谈游行，我们说你违反政策。”我说：“这是麻鹰不管，管小鸡”。
我又说: “政策没有不许家里聚会。1983年1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十九号文件》等都说家庭聚会是合法的。1989年9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王震说:‘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变。’1990年1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说:‘有些地方借着扫黄和除六害整宗教，我们要批判纠正。’1990年1月25日《人民日报》说:‘不要错搜查、错逮捕，不要勉强人信教或退教，也不要勉强人信那一派。’”
我说：“我们不游行，丁光训支助学运，但最近熊真沛（全国三自副主席和广东省三自主席）死的时候，丁光训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出现。”
他们说:“丁光训反思得好。”
我说:“我不用反思，我们不游行。南京神学院也参加游行。他们没有问题，我们反被取缔。我们不反政府，不游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政府对我们没有什么。万万想不到会这样，但我也早预料有今天。”
他们说:“你为什么不和三自合作？你不要说你真，他们假。”
我说:“他们不都是假，而是有假有真。我们是不和真假混合的。”
我说:“要登记，就交两会（三自会和基督教协进会）管理，这就无形中叫我们参加‘三自’。宪法没有这一条，只是广东在1988年才搞‘登记’。要搞宗教，倒不如搞好治安。”他们说:“全面搞好”。
我说:“这是疲劳轰炸。”他们不作声。
有时他们一直问我，我不作答。记录员在供词写上“沉默”二字。
我说:“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没有‘三自’组织。而且当初成立三自时，是自由参加的。”
4. 外人不干预我们的“自治”
他们认为我是靠外国教会的供给，违反了“三自”，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外援，大马站是不能维持开支的。
我说:“我们没有外国或香港教会固定的供给。外国人来聚会，奉献是有的。三自会也是这样，他们甚至有人向外国人要钱。我们每星期约有千人聚会，是能够供给每月开支的。外面有人叫我们代录音，送给需要的人，我们没有要他们的工费，因为凡与福音有好处的事，我们就作。这不是他们插手，他们不干预我们的‘自治’；我们只是帮助罢。”
他们说:“你们有外国人讲道。”
我说:“聚会是我讲道，有别人在我讲道后说勉励的话，带来问安或见证。这是交流（交通）。”
他们问:“为什么把圣经、书籍带来？”
我说:“外来圣经和本国印的完全一样。文革时洗劫一空。传道人和信徒需要属灵书籍，因为这是积累千多年人们的研究。得了属灵书籍，就不致讲异端。外来的圣经和书籍算是‘渗透’，而外面的科技、文学、英语等书籍进来就叫‘交流’吗？”
“送来录音机、扩音机等，都是为传福音用的。他们送来后，并没有干预我们的‘自治’。”
5. 见证信仰
他们问:“是否真的有神？耶稣是否真的复活?”
我说:“真的有神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这是福音。”我就讲福音，接着讲我患白喉症的见证和我父亲的见证给他们听。
他们说:“可能你不是真信耶稣复活。有些牧师说:‘讲复活是这样讲，不一定是真的。’”我说:“以前我说三自有真有假，你叫我不要说自己真别人假，现在你可以作证他们有假的了。我若不是真信耶稣复活，在我第一次被捕后，我就会把‘不复活’的耶稣丢了，甚至在未逮捕我就丢了祂。但我一再被捕，不只坚信，还要传讲复活的基督，因为这是真的。我们信，现在得救，将来就要到天家。”
他们说:“人死如灯灭，倒不如过个好晚年。你信有神，昨晚我们叫你来时，神怎样？”我说:“神许可”。他们说:“什么神许可？我不叫你，你来不来？”我说：“这是神没有许可”。
他们给我吃三两饭，我说:“二两已够了”。我正祷告，他叫我吃，我说:“我先祷告”，他说:“好”。
半夜有一公安员单独与我谈话。他问我：“是否真的有神”。于是我向他传福音，他称呼我“林伯”。
6. 签订文件
最后，他们叫我签:
（1）顺从区政府取缔大马站聚会点。
（2）不再作对政府和人民有害的事（他说“不再”，我写“不”）。
（3）随叫随到（这虽不是管制我行动，却是“软禁”）。
我说:“我自己不会停止聚会，现在是你们‘取缔’聚会，我是口服心不服的。”
他们叫我写检讨，我没有写。我说:“我没有‘违法’，只‘违文件’。”
7. 回家后的境况
1990年2月24日（星期六）凌时40分，他们用车把我送回家。他们嘱咐我不要乱对来访者说。我说：“我不会加多，也不会减少。”前后拘留共21个小时。我回到家一看，乱极，满地烟头。晚上2时多才睡。第2天，多人来探望，第一位是朱全。到中午大家搞好卫生。
感谢神，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（伯1: 21）
我们不怨什么人。神在创世以前已定了今天。我们应当感谢和赞美！
晚上多人来，但没有聚会，有人站在外面祷告,有人流泪。
这一次的考验，是“安静”、“炼净”、“筛净”。撒但要筛麦子，但神要筛稗子。
8. 外人探访
1990年2月25日（星期日）早上，东方宾馆美领事葛天豪David J. Keegan来访。3月4日（星期日）早上，英国伦敦《独立报》驻京记者来访。我说:“不要歪曲事实为要”。
“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！当那日，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的祖宗待先知也是这样。”（ 路6：22－23 ）
“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！”（ 路7：23 ）
——林献羔
一九九○年三月二十一日